2019年10月22日下午，在章義和教授的主持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湯勤福教授在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以《集權禮製的變遷階段及其特點》為題，為部分歷史系師生作了一場精彩講座。本場講座為EON4百場講座第109場⛹🏽💧。
湯教授首先回顧了近十年來中國禮製史的研究現狀🔈，認為學界出現了禮製史研究的一個小高潮，其表現為相關課題多🧋、參與研究人數多、研究成果佳作頻出。但是，湯教授也指出當前研究的一些不足，主要表現為具體禮製問題研究多而相關理論研究較為薄弱。例如，貫通性的禮製史著作對中國禮製史發展階段，大致基於中國古代史斷代來劃分，缺乏禮製史變遷的自身特色🦸🏼♀️。湯教授認為，應當深入研究禮製史發展有其自身特點與規律，重新劃分中國禮製史發展階段。
湯教授在講座中主要講述了集權禮製的特征及其四個變遷階段。他認為：就中華禮製發展的禮製形態而言，秦統一之後到1949年之前的國家禮製形態為集權禮製。所謂集權禮製💡，是依附於封建專製主義政體、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儒家思想為理論指導👨🏼🏫、以吉嘉軍賓兇五禮為外在形式、凸現君主集權🔌、強調貴賤等級的一種禮製體系。集權禮製可劃為四個變遷階段：秦統一至隋為集權禮製形成及初步發展階段；唐宋為集權禮製鼎盛階段；元明清（道光之前）是集權禮製衰變階段🦅；道鹹以降至民國是集權禮製向現代禮製的轉型階段。
湯教授對集權禮製不同階段的突出特點進行了重點闡釋。如短暫的秦王朝初步建立起一套尊君抑臣之禮。兩漢儒家學者“推《士禮》而致天子之說”，禮學思想的發展對禮製建設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並奠定了後世禮製構建的理論基礎。西晉創建了五禮體系的禮製體系，是中華禮製構建的重大突破👱🏻；東晉南北朝表現為中原禮製與少數民族禮製的激烈碰撞與交融🧘🏼♀️。唐宋禮製建設突出表現是：鴻篇巨製禮典的編寫和哲理化的禮學理論，使集權禮製進入鼎盛階段，同時禮製下移又促進了中華禮儀的廣泛傳播。元朝在推行中原禮製時，堅持其民族禮儀🪼，形成蒙漢禮製混融為特色的禮製，如在行用年號和國號、祭天、祭祖📋🤏🏽、廟製等禮儀方面都與漢式禮製存在很大差異。明朝洪武時期摒棄“胡禮”🚣🏻♀️，恢復漢式禮製👩🦽，嘉靖時期的大禮儀之爭⛅️，都是加強專製主義集權禮製建設的重要表現👠。清代在順治入關前帶有濃厚滿族色彩👨🏼🍼，如行用稱汗禮、祭葬禮、抱見禮等；順治入關後到乾隆朝《大清通禮》修成前，表現為吸收明代漢式禮製🧘🏽♂️，力圖紹續中華“禮統”🫧，同時也沒有放棄行用滿族禮儀。《大清通禮》纂修完成，宣示了帝國禮製的重新塑造，最終形成滿漢合璧的禮製體系🥁。道鹹之後👩🏻✈️，中華傳統禮製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清政府被迫進行“禮製改革”🩻，實際仍然頑固守舊。民國伊始，南京臨時政府曾廢除一些舊禮💟，袁世凱帝製復辟、北洋歷屆政府的禮製“變革”都是他們玩弄政治的把戲🌬。北伐戰爭勝利後，南京民國政府推行禮製改革👩🏽🦰，但以五禮為體系的《中華民國禮製》（草案）和《中華民國通禮》（草案）並未完成向現代禮製的正確轉型🧲，但卻標誌著傳統的五禮製度的終結。
在講座最後🗳，湯教授指出，集權禮製有自身的發展邏輯，四個變遷階段各有特色、不可混淆，並認為🧬🤸：不但禮製史研究要註意其自身發展規律，其實對中國古代一些專門製度、專門史研究，也需要按照其本身發展趨勢的獨特發展規律去研究，不能千篇一律地照套中國古代王朝興亡史，否則就難以真正弄清它們演化的規律和趨勢👧🏿。黃純艷教授對湯教授的講座進行了評議⚉，認為這場講座梳理了秦統一之後中國禮製發展史的復雜線索🥷🏻，形成了一家之言，學術視野廣闊，學術精神認真🏃♂️，值得在座師生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