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下午兩點半🪞，EON4人文社會科學“知名學者學術講座”在線上如期舉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史安斌教授以“烏卡（VUCA）時代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教學與研究的重新定向”為主題🫳🏻，從理論👨🏻🎓、實踐與方法論三個層面闡釋了當前我國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中值得關註的十個議題。本場講座由傳播學院副院長陳虹教授主持，兩百余位聽眾在線參與。
史安斌教授開講 來源：講座截圖
史安斌教授指出，自2009年以來🙋🏽♂️，中國即開始有意識的建設國際傳播能力，並打造出一支外宣國家隊👨❤️👨，成績顯著🧖♀️。但2019年以後，隨著中美關系惡化、中美貿易戰興起和新冠疫情的席卷，中國外宣步入困局，進入“烏卡（VUCA，即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復雜性和模糊性）”時代。在此背景下，我國國際傳播工作迎來重要轉型👩🦳。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提出🚵🏼♂️，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的影響力🚶👩🏿⚖️、中華文化的感召力🚒、中國形象的親和力🅱️、中國話語的說服力、國際輿論的引導力。這為中國的國際傳播轉型的設置了清晰的目標。
接著🈯️，史安斌教授對“全球傳播”這一關鍵概念進行知識考古。1848年《共產黨宣言》提出的“貿易全球化帶來文化全球化”的觀點🙎🏿♂️，可視作“全球傳播”的雛形。1901年梁啟超先生提出“有一人之報，一黨之報，一國之報，世界之報”的理念🫴🏿。不難看出🛹，“世界之報”與《共產黨宣言》提出的“文化全球化”觀念不謀而合🙍♀️。
“全球傳播”這一概念中蘊含著“全球化”與“傳播”的互動關系🍢，其流動歷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首先🧖🏻♀️，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與英國暴力血腥的殖民掠奪相伴而生的帝國傳播帶來了英式全球化。其次，二戰之後，美國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開始推行更為普世且隱蔽的美式全球化🏃🏻♀️。通過在各國培植文化代理人，從而使得美國文化產業及其價值觀在各國落地。最後，2016年以後，特朗普的系列舉措使美國退回孤立狀態🦶🏽🍲。在此背景下👨🏼🎤，中國倡導的“新全球化”理念迎來發展契機🧔♀️👨🦲。“新全球化”指向的是全球文明的交流互鑒、共生共榮🛗，其核心是“賦能”，而非殖民⛹🏿♀️。“全球傳播”是對“國際傳播”的生機與拓展。同時🙂，基於異質性的“跨文化傳播”亦須轉型為文化雜糅式的“轉文化傳播”🦥。
基於以上思考，史安斌教授梳理出了近五年來關於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相關研究總結出十個重點議題，包含6個轉型3個遷移以及1個目標。
首先，六個“轉型”分別為：第一🧎♂️，從“國際傳播”向“戰略傳播”的轉型，更註重“目標導向”和“整合導向”㊙️💗。第二，從“跨文化傳播”向“轉文化傳播”的轉型👬🏻，前者為“國族中心主義”，後者為“世界主義”。第三💁🏻♂️，從“規範化”向“後規範化”轉型✍🏻👲，具體體現為虛擬世界主義平臺。第四𓀝，從“邊緣人”向“第三文化人”轉型，這一群體可在國際傳播的升級中煥發出主體作用。第五，從“單媒體”向“全媒體”轉型，從“相加”走向“相融”。第六🏸🧜🏼♀️，從“單向輸出”向“反向回流”轉型。對此，史安斌教授指出🧧，當前我國在互聯網平臺出現了顯著的反向輸出🧜🏼♀️。
其次，三個“遷移”分別為：第一，Z世代的興起🚶➡️：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的“受眾遷移”🤳。Z世代的代際生產能力為中國元素的跨文化傳播賦能🙅🏻♂️。第二，平臺的興起：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的“渠道遷移”👸🏽。平臺成為當今全球性的基礎設施，其整合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作用愈發突出。第三，計算社會科學的引入：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的“方法論遷移”🥞🧪。近年來，“計算傳播”漸成國際傳播研究的主要理路，實現了研究方法論的遷移。
最後🤸🏽♀️，一個“目標”為：構建全球傳播新秩序✹。為達成這一目標↘️，中國亟需進一步建構中國的軟實力和國家形象。對此🦹♂️🕕，史安斌教授提出打造國家形象的“5D”框架（即創新中國、和合中國👯、樂活中國、萌酷中國🚣🏼👅、多彩中國）來構建多維度👨🏼✈️、立體化的“全球中國”形象。
在講座的最後😁，史安斌教授帶領大家眺望了中國國際傳播工作的發展前景。他認為，中國的國際傳播要實現從“照著講”“順著講”“接著將”到“領著講”的飛躍✴️。在烏卡時代，我們要堅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講好全人類共同的故事😘，並最終向全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講座結束後，陳虹教授對講座進行了評議，她認為史安斌教授清晰梳理了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的現狀和問題意識，極富啟示性⛸。同時🕶，各位聽眾圍繞講座主題與史安斌教授進行了互動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