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下午👩🏿🦰，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文化交涉學研究中心主任、東亞文化交涉學會會長陶德民，在閔行校區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作了題為“內藤湖南與京都中國學派”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為思勉人文講座第197講，由歷史系許紀霖教授主持，歷史系黃愛梅、李磊老師參加👩🏼🍼。
講座中🎎，陶德民教授通過展示圖片、文字資料的方式👨🏻🦱，梳理了各代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脈絡🔶。同時下中國學界的簡單認識不同，陶教授的在梳理京都學派基本脈絡的過程中，並沒有過多地討論“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島田虔次”這經典性的三代劃分❤️，而是將更多的介紹給予那些對中國而言陌生⛹🏿、卻於日本而言則為熟悉的面孔。在陶教授的視野中，開創京都學派的除了內藤湖南外💆🏿🫄🏿，還包括以考證學派自居的狩野直喜（1868-1947），以及長於東西交通史的桑原騭藏（1871-1931）。而推動京都學派之壯大與蓬勃的，則不僅有宮崎市定、島田虔次諸人名噪一時的貢獻，更有青木正兒⏭、鈴木虎雄👯、羽田亨、濱田耕作🏧、武內義雄、吉川幸次郎和倉石武四郎的不懈努力，而涉及的領域則不僅有歷史學☝️，還有文學、哲學👭、考古學等等👐🏽。
陶教授指出，如果以1921年《支那學》期刊成立為標誌，京都學派已然延續了90多年，其持續之久與影響之大，自然離不開上述學者個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但他們也並不是關起門來做研究，而是廣泛地在與中西學界的交往中，吞吐吸納🎠，融會貫通👷🏿♀️。內藤湖南與羅振玉、王國維的深交，青木正兒與胡適🙂↔️、吳虞的書信往來💃🏻，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對清代樸學的激賞，以及內藤湖南親自參與並組織的1913年京都蘭亭會🫒、1915年的壽蘇會•赤壁會等等，在在反映出了中國學術界對京都學派的影響。除了中國，還有西方。陶教授在講座臨結束之際🥟，點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的生成與內藤湖南的西學背景——盧梭的《民約論》♗、出訪德國——有所關聯。
延續著陶教授的講說🕴🏼，許紀霖教授在點評中指出，京都中國學派的成功，自然與中國學界所普遍欽佩的實證功夫倫有關🧑🍼，但是我們不該遺漏在此之外⚄，還有一套宏大的歷史觀🤯。除了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外ℹ️，許紀霖教授以其近期到日本訪問🤽♂️、閱讀的親身經歷，認為日本學者對西亞、東南亞的興趣，一點不亞於對中國與西方🐣，他們的宏大視野已然站立在全球文明史的高度，他們所要理解的不僅僅在於中國🙋🏿♀️，更在於世界，而且也只有擁有了世界視野之後🏋️🔻，對於中國的理解才能鞭辟入裏🥥👨👨👦👦，抵達史學的另一種真實。我們感懷京都中國學派的強大⛹🏼♀️👉🏽，但感傷的卻是中國史學以及整個學術界的井底之見😵，我們何時才能構建真正的中國史學，抵達屬於中國的視野™️？也許本次講座並不能提供任何的答案，但也許已然勾起了學子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