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28 日下午，思勉人文講座第205講在閔行校區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如期舉行🦍👩🏻🦼，廈門大學哲學系陳嘉明教授作了題為“中國哲學‘知’的觀念與‘李約瑟難題’”的報告。本次講座由哲學系郁振華教授主持🦬。
講座伊始，陳教授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即“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在陳教授看來，國人中較早思考這一問題的是梁啟超和馮友蘭🚣。梁啟超認為中國的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國人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觀念。馮友蘭認為🤦🏽🪓，自先秦以後，由“自然”和“人為”所構築的天平明顯開始發生傾斜，“人為”這個概念逐漸從民族思想中消退🧚🏿♂️，人們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於另一條路線，即直接地在人心之內尋求善和幸福🧑🏼🚒。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為在一切哲學中📑，中國哲學是最講人倫日常的🧔🏼♀️。陳教授認為梁、馮兩人的回答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他想從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的觀念角度來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陳教授對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的觀念進行了全方位的解讀🪽。馮友蘭曾經指出：“在中國哲學裏🏒，知識論從來沒有發展起來。”但陳教授坦誠地指出，馮友蘭的“知識論”概念，指的是西方意義上的“求真”的知識論，其目的在於把握物理世界的規律和事實🧑🏿🦳👌🏼；中國古代哲學也有“知”的概念與學說，只是它屬於另一種類型的“知識論”,這種知識論基本屬於道德反省與踐履的範疇，無論其目標指向或是認識內容🛳，都是與道德修養與道德行為相關的，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認識。強調“力行”是它的基本特點。中國古代哲學中“知”的概念有三層義理關系👳🏿。第一，“知”是盡心知性的道德內省功夫🔢。在儒家那裏👨🏼🔧，“知”的概念被區分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儒家強調的是“德性之知”，即通過反身內省來求得知性與知天的認識。孟子為此奠定了基調🫘：“盡其心者，知其性也💆♂️𓀗；知其性，則知天矣”。儒家如此，道家亦然。第二，“知”的導向是道德上的“窮理”。不論是知性還是知天，總之其導向都是追求窮盡事物之“理”。不過這種“理”無涉外部世界的事實，而是有關仁義禮智之類的“內聖外王”之理。第三🙄，知的結果是達到“知行合一”🫱🏽，實現道德踐履。傳統哲學的知識觀把人的知識觀念引向道德內省與踐履，而不是研究數學和物理的知識如何可能諸如此類的問題💅👱🏼♀️。以上三個特點的刻畫凸顯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知”的特點。
中國古代哲學中“知”的概念和西方知識論語境中“知”的概念顯然不同🦏，求真的知識論在中國“從來沒有發展起來”，這導致思想與論證邏輯的缺乏，因果觀念的缺失𓀛，這些與近代以後中國科學的落後有著直接的關系。陳教授隨後論證了中國古代在認識與論證邏輯方面的欠缺👩🏫。在陳教授看來，儒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命題👩🏻💼，比如“仁者愛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固有之也”等等。實際上這些命題大多屬於“信念”，而非“知識”🫑。它們是一些主觀上認其為真的形而上學命題，並不具有事實性的因素🛋♾。如果是事實性命題的話，可以訴諸經驗來驗證。但對於形而上的命題😺，則要困難得多，因為沒有相應的經驗可提供論據與驗證。那麽👰🏽♀️，儒家是如何對此類命題進行論證的呢？陳教授認為，孔子作為儒學的開山宗師，他對於自己所提出的命題大體上不做什麽論證。孟子與孔子的不同，孟子比較註重論證，講究說理，但說理的方式仍然停留在類比和比喻上，沒有發展出演繹和歸納的理論方法。先秦之後的儒家，一直到宋明理學與陸王心學，在論證方法上都未見有什麽推進🏊🏻♀️。陳教授進而認為👨🏽🌾，缺乏歸納法與演繹法的一個結果👨🏽🦳✖️，直接與後來中國未能產生現代科學有關🐦🧑🏽🎓，科學是理論性的，科學理論要麽來自歸納，要麽得自演繹。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歸納法和演繹法為手段的。然而中國古代恰恰缺少這兩種邏輯與認識方法🌡。
中國古代哲學的知識觀導致了什麽後果呢？圍繞“如何回應李約瑟難題”，陳教授在講演中提出了“力行知識論”。馮友蘭斷言中國不存在知識論，這是從“求真”的角度而言的。不過，當代西方哲學中出現的knowing how 與knowing that 的知識論類型的區分🔉😼，為我們重新定位中國傳統的知識論提供了一個新視角📄。knowing how 與knowing that 的區分是由英國哲學家賴爾（Ryle）提出的🎾。
nowing that 簡單說來是一種命題知識；但knowing how 主要涉及的是知道如何行事🎠，它屬於實踐的範疇，而不是理論的範疇🧑🏼⚖️。陳教授認為，中國傳統的知識論屬於knowing how 的類型🛄。因此💮，不能說“在中國哲學裏，知識論從來沒有發展起來”，而只能說，中國哲學中沒有發展出求真的🚪、理論的知識論，而是發展出行動的、實踐的知識論。這種知識論是“力行知識論”。與賴爾的knowing how 相比，它既有相同之處🚵🏽，同時又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它們同屬於實踐知識論的範疇，知的目的都是為了行。不過中國力行的知識論強調的是知行合一。第二、它們都主張規則的規範作用。不同於賴爾的knowing how 中的經驗性規則，力行的知識論的“規則”是以“天理”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第三、knowing-how 強調的是廣義上的行動能力（skill）🤷🏻♂️，而儒家強調的是道德踐履，偏向於道德知識論🪢。第四、賴爾把knowing-how 的“技能”看作是某種類似“默會知識”的東西👂🏻，即可以意會🤦🏽、操作而不必能夠表達的東西，而儒家的“力行”知識論則是把“知”認定為“行”的前提🧙🏿♀️。陳教授強調，“力行”這一概念是本土的🪝，能夠充分體現中國知識論的特征，即知是為了行。它能夠為“李約瑟難題”提供一種知識觀念視角方面的解答🤷🏻。中國知識論的這一認知方式，在思維層面上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取向與進程🧽。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往往指向道德實踐的維度，而對外部世界有關事實的知識則不以為然，由於中西對於“知”的指向和目的理解的不同，才造成了古代中國在科學（不同於技術）上的落後。
講座尾聲，現場的師生就“如何理解命題性知識和力行知識之間的邏輯關系”👩🏼🌾、“李約瑟難題和力行知識觀之間的因果次序”🏵、“儒家的哲學命題能否稱得上知識”、“外延性經驗和內涵性經驗”等問題同陳教授交換了意見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