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方維規，在閔行校區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作了主題為“概念史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的學術講座。本次講座為思勉人文講座第226講，由EON4平台歷史系許紀霖教授作會議主持，吸引了來自全校各院系的近百名師生熱情聽講🧗，現場氣氛十分熱烈。
“概念史”是當前歷史研究中的熱點和顯學，但與這種熱度不成對比的🏋🏽♀️，則是“概念史”在理論、方法和實踐上的多元分歧。講座伊始，方教授便直言學界對於“概念史”的理解，往往與“觀念史”🎰、“話語分析”等相混淆，以至於造成莫衷一是的現狀🚴🏻。事實上，在方教授看來🧛🏽♂️，“概念史”與“觀念史”💪🏿、“話語分析”等既有相同之處，也不乏方法和理論上的差異。就相同之處而言🤹🏽♀️，“概念史”、“觀念史”和“話語分析”🧽，均產生於對傳統思想史的不滿，認為僅僅將研究聚焦於經典文本和大人物，“缺乏對常用政治和社會用語的勾稽”，並沒能反映出歷史的全貌。正是出於這種對傳統研究範式的不滿，方教授指出，在英美、特別是在“劍橋學派”的推動下，“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蓬勃興起🌦；在法國，“話語分析”（analysedu discours）或“概念社會史”因之而興；至於“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則是德國學界的產物。
然而，學術源頭上的相似，並不意味著這三者在方法和理論上的一致性💛。法國的“話語分析”由於在研究上並未“從一而終”，沒能形成與英美👨🏽、德相衡之勢🫳🏼，方教授並未多提及。而英美的“觀念史”，特別是劍橋學派對於“文本”與“語境”的關註📴，雖然與德國的“概念史”頗有相似性，但在方教授看來，一方面🔽，在研究對象上🦠，前者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傳統政治思想史的相關範疇，概念研究只是其中附帶的一部分而已，而後者已然跳脫出相關閾限🙋♀️，直與社會史研究的範疇相結合；另一方面🚵🏻♂️，在所用史料上，前者更註重共時性的“語境”💃，強調“文本”之間的競爭🕵️♂️，而後者則突出的是歷時性的“語境”🫱🏽，廣泛搜羅包括傳統文本之外的“數據”、“圖片”等🎭。
在區分“概念史”與相關的學術名詞外，方教授將視角投向了“概念史”自身的發展歷程⛹🏻♂️。方教授指出，“概念史”一詞，雖然最初出現在黑格爾的文字中（或黑格爾的弟子對其文章的整理文字中），但其真正的突破則是在1955年創辦的《概念史文庫》雜誌，以及此後出版的三大巨著：13卷的《哲學歷史詞典》、8卷的《歷史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時辭典》、15卷的《1680-1820法國政治和社會基本概念工具書》。此外，在“概念史”的發展歷程中，不得不提及的則是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貢獻，他賦予“概念史”以基本的規範🔻。
那麽，“概念史”該當如何操作🤦♀️，又有著哪些基本操作規範呢🦒？方教授在講座中從以下五點來進行分析🫅🏻：
首先👍🏽，“概念史”強調將研究焦點放在重大歷史事件之間的和緩期🧑🏽🏭，也就是所謂的“鞍型期”。在“鞍型期”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蟄伏其間🙎🏻♀️，待到下一個巨大歷史變遷時刻🧑🏿🍼🤹🏽，往往破繭而出🫵🏼，生發出巨大的影響力🏌🏿，乃至影響整個文明。科塞雷克將歐洲的“鞍型期”定義在1750－1850；與此對照，方教授將中國的思想“鞍型期”定義在1840－1900年期間👎🏿。
其次🔎，“概念史”強調概念與歷史經驗之間的互動，一方面，“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需要在特定的概念中才能獲得表達和闡釋；另一方面🏜，“概念本身也有著自己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別樣的面貌🫱。因而，與基本的“詞義”不同的是🦴🏋🏻♀️，由於與歷史經驗的糾葛，概念充斥著含義上的多變和含混，要求著研究者註意概念在含義上的“常態、斷裂及其變化”。
第三，概念還有著社會性與歷史性🥖，僅僅靠著數據庫分析和統計的方式，並不足以把握概念的具體影響。對於概念的準確把握🦶🏽，需要研究者深入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看看是誰在闡釋那些概念，如何闡釋，不同的闡釋者和闡釋途徑往往有著不一樣的影響力♥︎⏺。
第四🫶🏽，“概念是代號，是思想的出口”。把握概念，需要將概念放置在“概念叢”或“概念體系”中進行分析，單個概念並不足以支撐起自身的含義👉🏻。
最後，“概念史”需要建立廣闊的視野、儲備廣博的知識。處理中國近現代的基本概念，不僅需要把握這些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含義🌑，還要了解它們在包括西方、日本在內的其他空間內的意義😥。
“概念史”博大龐雜，本次講座所作的相關介紹，如方教授所言💆🏼♀️，也只能是作一些最基礎層次的疏通。在講座中，方教授標示了三篇他本人的文章，以供進一步了解：《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鞍型期”與概念史》👮🏻、《概念史八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