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下午，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先生應邀，在閔行校區人文樓5303學術報告廳作了題為“納‘四裔’入‘中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有關‘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論述”的學術演講。此為第三屆思勉人文思想節的第二場名家講演😮💨，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楊國強教授主持。
葛兆光先生從當下中國“內”與“外”的現實環境切入，簡要分析當下中國在國家問題上所面對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都關系到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接著✋🏼，葛先生將眼光投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下💌，現代中國的形成有兩個脈絡：一是“從天下到國家”，也就是從朝貢體系的宗主，漸漸轉變成現代國際的一國🧑🦯➡️🏌🏿；二是“納四裔入中華”。葛兆光先生針對“中國”國家建構提出了三問，並直指本次講演的核心🏊🏻♂️，即探討現代中國在國家建構上，“中國”與“中華民族”是如何產生的，學術界又是如何認識這一問題🙍♂️。
首先，葛先生對清末民初兩種不同重建“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思路👨🦳，“五族共和”和“驅除韃虜”進行了梳理。其中👨🏽🎨，“五族共和”就是建設一個合滿漢蒙回藏等中國境內的各族群為一體的大一統多族群國家，而“驅除韃虜”僅是建設一個單一族群成分的漢族中國。民國建國時🈶，最終采用的是“五族共和”主張🥕📟。他認為，在重建“中國”與“中華民族”的道路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黨人受到日本國內的對中國政策的刺激💈，即保全中國還是瓜分中國。在此影響下，發生了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重建思路的轉變。
其後，葛先生指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界的新取向是“中華民族是整個的”🧙🏿♂️。1920年到1930年，中國存在兩個方向相反的學術潮流，一個是鞏固認同的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種本土說🖖🏽，另一個則是解構認同的“古史辨”運動。然而，隨著九一八事變、偽滿洲國成立和華北自治運動等事件的發生，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國學術界重視邊疆史的研究，《東北史綱》、《禹貢》等雜誌相繼創辦👱🏻♂️🔡。緊接著，葛先生介紹了“七七事變”前後中國學界在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人類學四大學科領域內對“中國”研究的基本取向👨🏻🎨。他認為👨🦲，1920-1930年代的中國學術🌭，其研究動力有二：一方面是在與西洋🦹、東洋在“誰來解釋中國”問題上競爭，說明中國人種與文化的“本土起源”與“多元融匯”；另一方面則在“如何解釋中國”問題上努力，試圖在政治、文化與歷史上“納四裔入中華”。
最後，葛先生介紹1937年“九一八”事變後，處於國難中的知識分子（以顧頡剛先生為例）對“民族”問題更加“慎重”📷，並出現各種蒙滿問題的研究🎠，展開“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辯。至蔣介石進一步發展“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提出“中華民族宗族論”。葛先生認為👨🏼🍼👨🏼🌾，對於“民族”的界定🧎🏻♂️➡️☂️，是逐漸由血緣而文化，由文化而國家🧑🏽🦲。在外敵環伺之危機時代，中國學界只能接受以“國家”作為“民族”的基礎🧚🏼♂️，而不是“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礎🤷♂️。現代中國並不是在“廢墟”上建構，而是建立在“清朝”的遺產之上。
講演結束後🏐，在場聽眾向葛先生提問：第一個問題以雲南為例，民國時期政府對邊疆地區試圖加強控製的努力很不成功，中華民族的認同感並沒有深入當地少數民族的內心💓；第二個問題，則進一步問，建國後的基層政權對邊疆地區的管控似乎是很全面深入的，但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少數民族仍舊十分淡薄，這該作何解釋呢📨？葛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清朝、民國、中共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控製越來越嚴格，若非如此嚴格🧱，各種問題可能會減少很多，這些瑣細、深入的政治滲透反而未能成功建立認同感。他進而認為，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之上，還必須有一個製度認同✍🏻，而且這才是超越堪稱死結的“國”、“族”爭議的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