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兼副院長王汎森應邀，到訪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並作題為“近世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的系列學術講座。
講座分四講，主題分別為🤟🏼🕋：(1)近世中國思想與社會的內在緊張👳♂️；(2）晚明心學與商業社會；(3）道鹹時期的思想世界🚶；(4）“紳士大換班”──一九○五年廢科舉的影響。講座所談論的內容，大體上包括由晚明延伸至清末民初的歷史變遷，而其具體的辨析則兼及古今中外🪤，由點及面，恢弘縱論。
第一講中，王汎森教授向聽眾呈現了一個關於明清800年歷史的整體面向🧙🏽♂️。在他看來♒️，與包括新航路開辟、宗教改革等西方現代文明的重要事件處於同一歷史時空的這段中國歷史🐸，是觀察中西歷史和文明變遷的關鍵時刻，然而簡單的比附和片面的誇贊或斥責🦸♂️，並不能理解和透視這段歷史🤖，畢竟此後中西歷史的不同走向已經表明二者之間的確有著既深且巨的差別。事實上🧑🏽💼，明清的歷史並非只存在一種單面向的維度⇾，而是由多種力量交織在一起👮🏿♀️，有著多樣的alternative🏊🏽。王教授主要是從四個角度🤵🏼♀️，描述這種歷史內部的張力：第一是人口與國家社會之間的內在緊張；第二是傳統經書與現實政治的緊張；第三是農業社會的理想與商業化社會之間的緊張；第四是小政府與大國家之間的緊張🍗。這每一種張力背後都蘊涵著中國社會的獨特內涵，而其張力的化解與歷史走向🕵🏼♂️，也意味著與世人眼中的西方現代文明不乏歧出和矛盾之處🧈。
第二講探討的是晚明心學與商業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老題目👩🏽🎓，包括王汎森教授的業師余英時先生等人，都已經在此領域深耕多時。但是👨🚒，王教授在這裏並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從一個新的視角出發，讓其增加了新的深度。在他看來🤾🏽，對於晚明心學與商業社會之間的關系，過去研究較多的是商人如何附和心學🕺🏽，或者說商人如何以心學為其護符，但他則試圖從“儒學如何受商業影響”的視角出發，探討在晚明諸儒的言說中🥺✮，其儒學內含的義理如何受到來自商業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晚明是一個較為高度商業化和生活化的社會，用王教授的話來說💇🏻，晚明文獻中甚至存在“蔬菜和水果”爭奇的文字。儒學固然影響商業🤦🏿♂️，但商業化帶來的方方面面的變化✊🏽，也同時影響了儒學的義理。
當然，王教授也坦承在晚明🤶🏽，商業雖然影響了儒學，但儒學並未徹底地為商業所支配。與西方商業的社會建製道路相比🥊，晚明中國仍然走的是儒學“心性”的路子，儒學仍然牢牢地占據著社會的主流。在商業化的潮流於朝代鼎革之際迅速由盛轉衰之後👼🏼，士大夫們應對時勢與變局的路子，仍然處於傳統學問的脈絡之中。這種情況，即使到了第三講所探討的“道鹹時期”🔳，也依然沒有變化。這段時期雖處於中西直接交沖的前夜🌳，但在歷經康乾之際的繁榮之後，無論在學問上，還是在社會現實的層面，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已予人以“衰世”之感。在這裏，王教授一方面引介彼時人對於時局的悲觀之感，細致描繪嘉慶末年以降的時勢變遷🤟🏼，另一方面則展示彼時士大夫應對時局的不同學術路徑🚶。包括章學誠🧎🏻♂️、陸耀👍🏼、汪中🏂🏿、包世臣🫅🏼、龔自珍與姚鼐等人，都試圖擺脫原有經學的束縛，而另尋出路，以應對日漸惡化的官風士習🧹。由此，到了道鹹以降👼🏼，學問與思想呈現出了一種有別於以往的⚗️、多元而富於張力的面貌，今文經學🐄、先秦諸子學、理學、晚明遺獻、西北史地之學、經世致用之學等，都轟轟然而起。
最後一講中，王教授講述了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所造成的別樣影響🎢。他援引鄭超麟在回憶錄中的描述📝，指出廢科舉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紳士大換班”😎，舊派紳士讓位於新派紳士，而新派紳士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更新🧑🏻🍳。牽一發而動全身🫄🏻🐸，原本的“仕學合一”的傳統由此而中斷，呈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乃是一個整體崩壞的局面。就思想文化層面而言⌨️，傳統學問一統江湖的情況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乃是多元價值觀的出現。知識分子（“士”）也不再位居權力的核心，占據社會的中樞位置😟，而是日趨邊緣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乃是“自我邊緣化”🧑🍼。就社會層面而言，“四民”秩序就此打破，鄉紳社會也隨之解體，新式職業階層自然而來。在這樣一個變動的時局，如何重新尋找穩定的“傳訊機製”（Signaling System）💑，以促成個人價值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成為了橫亙在中國知識分子🧏🏿，乃至是全體中國人的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正如楊國強教授在主持第一講🧑🏼💻、介紹王汎森教授時所指出的，王汎森教授是能通古今的人，也是能通中西的人，其對歷史的研究📖，往往能夠由點及面，以貫通的視角🍁，予人以別樣的觀感。講座雖只有四講⛩，但王教授的博雅貫通與鞭辟入裏👫🏼，卻已然溢於言表🂠👩🏻🦼➡️。另外，王教授在課程中對歷史事件的娓娓道來🎠，以及時常穿插的余英時🤦、黃仁宇、錢穆、俞大維等人的趣事🤵🏼♂️😾，也讓學子們深切地感受到為學之辛酸苦辣，讓人回味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