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3日下午3點，在歷史系1330教室，塞內加爾達喀爾大學歷史系教授馬馬杜·富爾（Mamadou FALL）做了一場以“西非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以桑戈爾為例”為主題的講座。會議由朱明老師主持，與會的有沐濤教授、林廣教授。整場講座持續近兩小時，內容豐厚🧔🏼♀️，討論聲陣陣🏂，給在場的老師同學們留下難忘的歷史印記。
馬馬杜教授首先肯定了桑戈爾作為塞內加爾“開國之父”的歷史地位🛤，稱贊具有“詩性”的詩人桑戈爾以及其在非洲文學領域的先鋒作用☂️。隨即💇🏿♂️，馬馬杜教授將話鋒一轉💡，認為塞內加爾的國內政治問題自獨立以來就一直存在，並在很大程度上將其歸咎於桑戈爾對國家建設的“不果斷”（ambiguity）🤚。
在引言處，教授提到五點關於“西非國家建設難題”：第一，一些人試圖用現代製度和外部程序的模塊化形式，通過外部移植的方式來建設西非國家的認同感，然而這一民族的嫁接從未成功過👐；第二，單純地發展單向話語，這是西非一廂情願的做法𓀐，使得自己從未擺脫法國單方經濟利益的困境；第三⚠，戰爭時代造就的一種默認的發展模式，使西非人民看到一種帝國團結的幻象🗿；第四，帝國主義不顧黑非洲人民的訴求🧑🦰，只讓我們效仿法國機構和法國文化；第五，國外的啟示與直覺🤚🏼，例如中國。
“如何定義一個國家？”、“非洲人對國家的概念究竟是什麽？”，這是講座第一部分所探討的內容🔚。該部分以“西非民族建設中的傳統與地方動力”為主題🙆♀️。由於不同族群的地域範圍發生變動🍐，歐洲人從非洲西海岸登陸、馬林凱曼丁族人由東面挺進、富爾貝族人由北向南進入西非之地，西非的文化模式和社會網絡隨之發生變化：農民、牧民、漁民🔡、工匠🕺🏻、商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多樣，出現了一定的社會等級劃分🚣。教授風趣地稱自己之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跟不同階級的人打交道。教授註重西非民族的本土敘事空間🧜🏻，認為除了西非語言外🕛🧮，幾乎沒有人能準確定義不同於部落、民族❤️🧜🏿♂️、甚至國家的地方經濟和社會空間結構。對西非民族國家的理解涵蓋了上述提到的任何一種功能👨🏽✈️♨️。教授的主要觀點是🧙🏼：西非這種地方性的交流和團體製度，將會充分地普遍化，以引導社區成員更好地對自己進行身份鑒定🚪。“邊界”一詞對於非洲人來說並不敏感👩🏿💻，甚至可以說非洲人對“邊界”一無所知，而在歐洲人看來，“國家邊界”是神聖的🍢。因此，歐洲這種國家建設的方式與非洲的並不相稱⌚️↗️。
討論的第二部分“歐洲的殖民遺產與非洲發展僵局”🔰，馬馬杜教授主要介紹了殖民主義如何“造就”非洲❤️🔥。教授對“法國殖民模式”予以否認，一方面，法國的殖民模式🙎🏽，是一種“索取”👟，而不是“給予”，法國殖民當局從未有在西非建設工業的打算；另一方面，對於西非的基礎設施建設，法國只垂涎西非的原材料，但自己卻一毛不拔👨🚀。
講座第三部分討論後殖民時期西非困境🧑🏽🦱。教授首先拋出“何謂獨立？”這一問題✥。認為在1950年至2000年之間，塞內加爾的獨立是一種“金錢交易”——一種精英和自由的辯證關系。具體來說🛬，國家建設不是從當地人利益著手，而是經過歐洲的權衡，來給予非洲精英們的“正式獨立”🧖🏽♀️，真正的權力仍然掌握在法國人手中。
在結尾處，馬馬杜教授對西非民族的未來做了一個展望：他認為🥷🏽，在西非🧑🏻🔧，國家邊界可能會消失（例如利比裏亞）🤕、領土異議的發展（例如卡薩芒斯）會導致西非領土主權的解散。桑戈爾被過渡地“法國化”了⚅，真正能使西非民族走向統一的方式之一，應該是重讀謝克·迪奧普關於非洲工業化的著述。
討論會由朱明老師作點評⛽️👨👨👦👦，除了簡要回顧教授的講座要旨之外⛹🏿♂️◾️，尤其提到“一帶一路”下對非洲的發展契機、非洲聯合的復興以及當下中非發展的挑戰和機遇。在問題環節，快思老師就“非洲如何獲得真正獨立”問題向教授請教，馬馬杜教授回答道：“市場機製🏊♀️𓀄、業務建立和資源分配是當下西非取得真正獨立的核心要素。中心陳金龍博後就“非洲市場”提出自己的看法：歐洲人打破了西非原有的貿易模式，當下的西非市場是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結果🔴，而不是一種概念😫。馬馬杜教授在此基礎上贊賞了中非貿易合作機製，並就早期在巴黎舉行的“如何建立中非關系”研討會上的內容作概述🧑🏻🎓，認為從事中非貿易的商人🖋、移民🏌️♂️💑、企業家是推動中非經濟合作發展的主要力量，中非的合作更多的是一種民間的🔰，而非政府合作。張弛博士生就“非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向教授提問，簡要來說，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在塞內加爾行不通，這不僅因為桑戈爾本人原因，也跟塞內加爾國內的方方面面有關。
本次講座在老師們和同學們的熱烈掌聲中結束。西非民族認同一直以來在歷史學上是一個比較難解的問題，馬馬杜教授對西非民族國家的認同有著比較前瞻性的看法❌，給同學們帶來了新穎的觀點。
